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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碳战略串起的城镇水务新产业链

  在行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,“双碳”成为一项重要的 “确定性”。业界能够越来越深刻感知到,城镇水务的碳达峰,碳中和实施路径,是城镇水务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,也是行业发展的分水岭和推动力。

  未来新水务高度重视此方向,在首批未来新水务确立的四项课题中,将城镇水务碳排放路径规划作为重要研究方向。日前召开的“未来新水务专家组第三次会议”,重点研讨了该课题。专家组认为,“双碳”引发的行业变革与重构,或将牵引起水务行业面临的工艺优化、氧化亚氮、管网、余热回收、化粪池去留等诸多重要议题,开启更多新的工作界面。而这些议题,在碳减排的要求之外,实际上也是水务行业补齐短板、全面提升的必由之路。

  能耗控制与运营优化

  未来新水务专家组专家、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郝晓地指出,城镇给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运行阶段,碳排放活动主要包括给水处理厂取水、处理和输配水产生的电耗和药耗(包括运输),以及污水处理过程直接产生的非二气体排放(CH4与N2O)、电耗药耗(包括运输)、污泥外运等。其中,电耗与直接非二气体排放是当前影响最为显著的部分。

  基于统计年鉴与行业数据,郝晓地团队核算了水务行业存量碳排放,并综合考虑用水总量、城镇人口、用水定额、管网漏损率、再生水利用率、排放标准提升等指标,预测了不同情景下行业30/60碳排放量。最后,通过措施减碳能力与投资成本评估,指出能耗、药耗与N2O控制是水务行业践行低碳运行首要措施,而实现碳中和目标污水处理则需要考虑出水余温热能利用。

  “电力+化石燃料”减排或将成为未来六七年内水务企业碳减排的主要抓手。根据新水务创新经理唐晓雪的计算,典型水务公司按照国家要求、以“2060碳中和”为目标的碳减排(不计电力因子变化时),电耗减排量将占到59%以上;而以“2030碳达峰”为目标,自身节能降耗及化石燃料清洁能源替代,将成为水务企业完成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。

  企业碳减路径图-阶段研究成果

  “自身工艺的优化,包括曝气节能、泵组优化等,能够较快上手;清洁能源发展的影响,对于行业来说更多是被动的,如果整个区域供电都是清洁能源,那水厂就可以‘躺平’,无压力实现碳达峰。”未来新水务专家组专家、国际水协会(IWA) 战略和发展总监李涛表示。

  在能耗控制之外,也有专家提议,结合水源热泵手段,对污水处理厂出水余热进行能源挖潜,可打开负碳空间。“例如,北京市400多万吨/日的污水处理规模,通过5℃热交换,可以解决全市冬季15%供热、夏季10%制冷需要。这一潜在清洁能源可以帮政府排忧解难。”郝晓地表示。

  管网碳排放与核算边界的界定

  管网是污水处理设施的重要外延,也是行业碳核算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尽管“水务行业碳排只占总量1%”的观点声量较大,但如将管网纳入考虑范畴,这一数据将发生显著变化。另一方面,随着“全球甲烷承诺”倡议以及中国《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》的发布,中国甲烷控排进入“新时代”,污水管网涉及的甲烷排放问题已开始引起重视。

  未来新水务专家组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洪臣提到:“美国一份统计报告显示,污水排水系统产生的CH4,占到全社会CH4排放量的5.4%。这还是在美国城市没有化粪池、管网流速0.9m/s的情况下产生的。美国仅有居住在乡村的七八千万人口使用化粪池,从而产生650万吨的CH4。”将国内情况与之对照,可以发现潜在排放量要大得多:我国污水管网平均流速是0.2-0.3m/s,污水在管网中滞留时间更长;且城市中还有500万座化粪池,中国城市人口是美国乡村人口的十倍,简单计算可以发现,仅化粪池一项,产生的CH4排放量就是千万吨级别,在全社会CH4排放量中所占比例不容小觑。

  “此前,在气候变化的大框架下,水务行业碳排放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。而未来十年,CH4是碳排放关注的重点,水务行业潜力巨大。”王洪臣表示。

  郝晓地对此表示认同:“虽然当前大多碳排放核算结果尚未包含管网,但此前团队尝试进行模型计算,得出化粪池以及排水管网系统产生的CH4量,与污水处理厂系统的整体碳排已相差无几,处于同一数量级(约2000万吨CO2当量/年)。”对此,他认为逐步推动取消化粪池是有效控制管网系统CH4排放的手段。

  在计算之外,郝晓地指出,也需要关注管网CH4逸散的问题及相关边界的确定。“最近我们在检测污水处理厂碳排放实践中发现,格栅间、沉砂池CH4排放量非常之大。换而言之,污水处理厂进水口实际上成为排水管网产生CH4的主要出口。这将带来一个新的认识问题——这部分CH4如何界定?是算给排水管网,还是污水处理厂?”他认为,这一新问题界定对污水处理厂十分重要,否则将会加大污水处理厂碳排放。这就需要政府能高屋建瓴地加以界定。

  非二气体氧化亚氮的管控

  “宏观上看,CH4排放占人为碳排放量的15%,而N2O(氧化亚氮)则高达40%。虽然当前减排重点是CH4,但对于N2O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郝晓地指出。此外,在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的“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”中明确提出,两国计划就各自管理N2O排放的措施将开展合作。对于N2O减排的研究与措施已箭在弦上。

  行业碳排放存量核算阶段研究结果

  Royal Haskoning DHV公司发表的《Let‘s start with reducing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today》白皮书指出,污水处理厂中N2O来源已被广泛研究了至少20年。最新研究认为,低溶解氧(DO)、高氨氮峰值、亚硝酸盐积累和不足曝气会触发硝化过程中产生N2O。在反硝化过程中,碳源不足会导致反硝化止于N2O。在鹿特丹一座污水处理厂进行为期一年的在线监测中,已有类似现象发现。

  唐晓雪、王文恺等北控研究团队,量化评估了进水浓度提升对水务企业碳排放的影响,结果显示在常规情景下随着电力因子的不断降低,非二气体对水厂碳排放影响逐步提升至2045年超过电力能耗带来的碳排放,而当发生高浓度情景时(即由于化粪池的取消及管网控制导致进水COD到2030年上升至250 mg/L;2060年上升至400mg/L),非二气体影响将被进一步强化,到2035年超过电力能耗带来的碳排放,成为水务企业最重要的碳排放源。

不同情景下企业碳排放核心影响因素迁移变化

  对此,郝晓地认为,控制N2O无需太大投资,关键在于运营控制思路的转变。“一方面,硝化过程的溶解氧需要控制在1.5 mg/L以上(一般教科书上是2.0mg/L),降低曝气量就会带来N2O的风险。另一方面,碳源要充分给足。虽然外加碳源会带来CO2排放问题,但N2O全球变暖潜能值是CO2的273倍,这个账应该能够算得过来。简而言之,按教科书要求控制曝气水平、实时投加碳源促进完全反硝化,一般来说可以有效抑制N2O产生风险。”

  此外,专家组也对水务行业“双碳”将引发的行业变革与产业重构展开讨论,认为水务行业减碳贡献远超1%,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浪潮推动下,水务行业具有较大的减碳潜力与负碳空间,将在未来中国深度降碳的历史进程中,作为最典型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业之一,不但实现水务行业补齐短板、全面提升,同时实现对其他行业的赋能,为国家碳中和目标实现贡献行业价值。